教育与学习向在线方式的大转场

　　自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扩张以来，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现代学校制度，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已达两三百年之久。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恐怕没人能够想象，沿用已久的主流教育形式会受到如此根本性的挑战。同时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教育与学习会全面转场为在线的主流模式。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教育与学习都瞬间转场成在线模式，全球受益学生及其他学习者群体何止以亿万计。

　　据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6月15日报告称，全国共动员1454所高校提供线上教育，全国在线课程1226万门次，在线教师103万，在线高校学生达23亿人次，基本保证了全国高校的正常教学和管理。同时，各省市、各高校还纷纷出台政策，确保在线教育与学习的质量。毫不夸张地说，此次抗疫开启了在线教育与学习的中国模式。

　　此前，在线教育和学习并未引起这样高的重视，对在线教育或学习项目、课程、学位的认可度不高，甚至拒绝认可在线教育学位，歧视在线教育学位质量，否定在线教育学位尤其是研究生在线教育学位的合理性。这些保守的观点，实际上是在教育和学习上，对当今发达的网络技术，特别是5G网络技术的不尊重和不信任。

　　在网络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在线教学理论日渐丰富、在线教育与学习实践雨后春笋般增长的后新冠时代，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主动更新对在线教育与学习的固有观念，积极鼓励和探索其新模式，并扎实落实到国家认可在线教育学位的制度建设。

　　教育公平面临在线教育与学习的新挑战

　　随着教与学方式上的大转场，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的公正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表现在在线教育和学习的方方面面。首先，除了因为课堂和学校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原有不公平，转场之后教育不公的程度、广度和速度都有增加，并存在放大和叠加的双重负面效应。

　　教育公平问题原来主要体现在贫富、城乡、性别等差别上。随着教育与学习的大转场，现在叠加了网络设备和供给两个要素的差别。生活在发达地区或者相对富裕的家庭，对在线教育与学习所需要的设备、网商、网速、流量等供给上更加充足和多样，可以满足孩子的教育和学习。相对而言，生活在相对落后地区或者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尤其是如果不幸在大疫灾中失业的家庭，在孩子的网络设备及供给上就难免捉襟见肘，甚至根本无法享有。

　　其次，经济只是教育公平的一个维度，其影响实际上比常规想象的要更加深远和广泛。比如，富裕家庭在社会、教育和信息资源上，相对占优势，比起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对孩子在在线教育与学习上的支持比较充足、有力和多元化。

　　与课堂学习和学校教育相比较，在线教育与学习对家长的配合、监管乃至素质要求更高。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家长通常在教育价值观、学识、能力和时间上，更能保证对孩子在线教育与学习的投入，其配合度和监管度就会比较高，孩子的学习更能见成效。

　　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家长自己所受教育有限，常常需要从事体力或服务性工作，在陪伴和教导孩子的时间上受到较多限制。同时，在教育价值观、学识、信息和能力等方面，他们也相形见绌，能够负担的家庭教育投入也比较有限。这样家庭的孩子，容易缺乏常规性的家庭监管和支持，在线教育与学习只能依赖自律。而且，孩子毕竟是孩子，面对网络无所不在的诱惑，一些孩子容易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此时若再缺少家长的监管和辅导，在线教育与学习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自我隔离、倚重在线教育的疫情时期表现尤为突出。相对而言，中国对网络公司（尤其是游戏公司）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管控，比如明确限定游戏使用者及其日常游戏时间。因此，虽然有教育不公平现象凸显，但它们对孩子在线教育与学习方面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在欧美市场运作的社会模式下，政客与财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难以通过立法的形式来明确限定游戏的常规性使用及时间，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难解。在此情形下，在线教育与学习容易流变为放任自流，在学习过程与成就两个方面都放大和叠加了教育与学习的不公平现象，成为大家普遍头痛的教育难题。

　　人类仍然需要大爱无疆的教育使命与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育与学习向在线方式的大转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体制性的资源供给，给各国带来了相应的教育效益。但是，它也同时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反思这些经验，可以给后新冠时代的教育使命带来哪些改进启示呢？

　　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一句新俗语开始流行：新冠是面照妖镜！语糙理不糙，它的含义其实很广泛，包括了人性在大疫当前所经受的各种大考问。这种人性的考问，可以是对个人的，可以是对某些群体的，也可以是对某些社会的。

　　人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在共度时艰的危难关头，自私的、冷漠的、畏惧的、幸灾乐祸的、甩锅指责的，还有趁火打劫的，纷纷现出原形。如此种种，都是令人鄙视的人性短板、猥劣或阴暗，从种种层面折射出当代教育的某种失败。

　　对于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很有必要进行教育使命的反思。当今时代，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教育更多地是被当作寻求职业发展、提高生产力的功利性工具。至于教育的其他重要使命，尤其中国儒家教育哲学所注重的“成人”目标，被很多人抛诸脑后。

　　柏拉图曾经比喻，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启蒙。正如一个混混沌沌、目无见识的孩童，经过教育之后，开蒙为能够勇于追求真理与理想、敢为社会公义而请命。其实，柏拉图的理想在中国哲学传统里有着系统的体现。两千年前，孔子的教育理想就是仁者爱人。他倡导有教无类，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寻求理想的实现之地，切实体现了教育的真使命。

　　启蒙的教育使命，注重的是对幼小心灵爱火的培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张，生活教育应始终贯穿爱的教育，“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人生的最大目的是博爱”。其言也真，亦殷亦切。

　　2013年，中国政府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个崛起的中国启动全球共生共荣的新格局。应该说，这是爱的教育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体现。经受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国方案更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如果说，新冠是自然界演化的病毒来警示人类的话，我们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危难关头，思考后新冠时代教育的真正使命——尊重、关爱和呵护人性。

　　新冠大疫灾使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全球大危机。《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最近断言：“危机终将过去，我们大多数人会幸免于难——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不再一样。”无论如何，全球新冠大疫灾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命运和生活方式，也同样彻底改变了人类教育与学习的主流模式。

　　但是，不管方式如何变化，人类仍然需要大爱无疆的教育使命与精神。这应该成为后新冠时代全球村民的共识。经过这次浴火重生，我们有理由期待，仁爱教育能够在年轻一代的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创造一个互亲互爱、宽容理解、平等和睦的新世界。

　　作者：李军（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主任、全球教育合作中心主任、国际高等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