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我国刑法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此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将有关措施纳入专门教育并予以改进完善。

　　与会人员指出，收容教养存在缺乏专门场所、教育专门化不足等问题，近年来各地收容教养的人数呈现明显下降。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罪刑法定原则深入人心。草案作出的这一修改，是历史的必然，符合法治进步方向。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增加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

　　“专门教育应该强调教育功能，还要注重矫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李培林委员提出，专门教育作为一个新制度，应比原来的收容教养制度范围更宽，把惩戒、矫治、教养内容纳入进来，不能仅靠教育部门管理。

　　杜玉波委员建议强化收容教养场所与专门学校的衔接，加强收容教养场所建设。涉及犯罪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必须是单独校区、单独场所、单独管理，并进一步强化司法行政、公安机关的协同管理责任。现有的收容教养场所可以继续使用，并加强建设，由专门学校提供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资源支撑。

　　不少与会人员建议，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送入专门学校，应当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专门学校管理措施严格，已经达到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又没有明确期限，应该进行司法化程序设计，以保障程序正当。”陈国民委员说。

　　对于将收容教养措施纳入专门教育，也有与会人员持不同意见。汪鸿雁委员认为，不能把专门教育作为收容教养的替代措施，二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矫治措施。应进一步改革完善收容教养制度，明确适用对象和期限，细化执行程序，规范矫治内容，完善监督程序，跟专门学校区别开。

　　还有与会人员提出，应对涉及严重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予以必要、严厉的惩处。通过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设立未成年人重罪审判法庭等，让严重恶性犯罪未成年人得到应有惩处，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更有效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未成年人发生不良行为，多是被人唆使。”吴恒委员提出，应该从重打击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年人，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净化社会环境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