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与腾讯主要创始人、“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博士就“疫情下的全球教育”展开线上对话。

　　他们一致强调，科技发展给教育带来了新形式和新思路，特别是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在线教育一方面创造了新机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在教育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更需要得到特别重视。

　　在线教育，既是新突破也是新挑战

　　早在今年4月，伴随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预计全球将有12亿学生受防控政策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前往学校。

　　对此，陈一丹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以往在线教育是进不了K12课堂的，只能在课外辅导、技能培训、继续教育等外围板块作为辅助手段，扮演一个学校教育的补充角色。但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第一次打入了K12的课堂，成为承担教育工作的主力。而且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替代。”陈一丹说。

　　“从课堂交流到布置作业，老师、学生、家长都有第一时间和第一手的使用体验。对现行的主流教育方式实现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陈一丹指出，疫情也进一步拉大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教育上的差距。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在线教育只是改变了教育的形式，但不少地区受困于硬件条件等限制，在疫情下还面临着“有”或“没有”的问题。而一些公益组织由于对弱势群体长期关注，因此在缓解疫情冲击方面能够更及时的“查漏补缺”，发挥了重要的帮手作用。

　　赫克曼同样指出，在线教育发挥的更重要作用是把更多的学习过程和环节带到了家里。家庭是孩子们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核心场所，所以疫情时期的线上学习创造了机会，而不是障碍。但倘若不去指导父母，不让父母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去，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线教育下的不平等状况。

　　赫克曼甚至将这一问题称为“不平等的根源”。他强调，如果父母和家庭环境不鼓励学习，不重视亲子关系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这将无助于孩子发展。

　　家庭教育，传授的不仅是知识

　　“很多人会说，这一切(校园学习活动)都结束了。”赫克曼说，不过他更倾向于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理解疫情下的教育变化——传统的教育系统，需要一个老师和一间教室，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父母与孩子被以某种方式分隔开了。

　　“而现在我们反而认识到，父母一直和老师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样的教育效果实际上是更好的，这才全面反映了疫情期间的教育现实。”

　　赫克曼指出，在美国，虽然一些教育人士认识到学校和家庭紧密相连，但传统上，不少人认为学校才是教育孩子的主要工具，乃至一些专业教育团体，甚至师范学校等机构都鼓励划清学校和家庭的界限。

　　“他们把学校视为社会的一部分，把家庭看作另一部分，他们不理解家庭参与的强大力量。”赫克曼说，实际上，家庭才是教育孩子的核心载体，包括一代又一代人，家庭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纪律、性格、自控力、理解力、同理心、对他人的关爱以及其他各种特质。

　　“我觉得中国古代也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现代化之前的几千年里，所有的教育其实都是在家里进行的。”

　　赫克曼的这一说法也引起了陈一丹的强烈共鸣。“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如果说，哎呀这个人没有家教，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什么是好的家庭？无论是贫或富，好的家庭就是重视教育的家庭。”

　　“在中国的传统里，家庭教育是放在家族传承的重要位置上的。”陈一丹强调，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家庭教育发挥的功能出现了一些弱化迹象，乡村留守儿童以及智能设备和网络较早进入孩子世界等问题都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公益力量，助力全球教育变革

　　每逢难关，公益力量总是汇聚爱心、温暖人心的一团火。面对今年的疫情蔓延，各国公益机构除了协助解决抗疫物资运输等迫切需求，如何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助力化解教育等更多深层次不平等问题同样备受期待。

　　在赫克曼看来，美国的公益机构，例如基金会等组织，需要以更“开明”的态度鼓励学术创新和基础研究，而不是追求短期收益。

　　陈一丹则以上个月刚刚举行的“99公益日”为例，分享了中国互联网公益发展的特色道路。在今年的“99公益日”期间，3天之内共有18.99亿人次的网民参与互动，加上腾讯基金会和其他企业配捐，整个活动筹款达到30.44亿元。从2015年创立以来，99公益日的筹款人数翻了29倍，筹款总额翻了18倍。

　　“互联网让慈善公益在中国迸发起来，让所有的爱心通过科技的方法迸发起来。”陈一丹说。

　　公益公益，对公有益，中国的互联网公益经验与欧美的传统公益模式应当互相分享和借鉴。

　　“希望去奖励教育研究的突破和实践的突破，让全世界去复制，让全世界去受益。一年，两年，50年走下去，让一丹奖获得者和一丹奖聚集的这些教育家，让他们的教育成果和他们的努力去引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陈一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