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教育界和学术界关于新文科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新时代倡导新文科，应该努力提高文科学术规范和学术话语中国化的程度，更加重视大数据时代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融合交叉，更加强调具有当代关怀的问题意识，致力培养适应新文科发展的新一代学术工作者等，这些期待也对新时代历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史学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新一代史学研究者要面对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进入21世纪之后，对于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史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垂手而得”。因此，数字时代历史学者的功力与共享，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工作，需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 “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文科背景下衡量史学研究成果高低的重要尺度。

　　50年后的历史学家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除了当前在大学历史系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讲授的内容之外，历史学家们更需要懂得相对于他们来说古老的网络技术、古董电脑的硬盘修复技术、数码资料恢复技术等，因为需要搜集、发掘、整理、利用的资料，基本上是非纸质的，要在旧电脑、旧硬盘、旧数据库、云端等获取。在整理、利用历史资料的技艺方面，目前的基础训练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借此之鉴对学术的发展大有好处。因为史料利用技艺的进步，在本质上预示着史学研究规范和研究价值的转变。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青年学生正是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学生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当前这一代人不相同的样貌。

　　为此，历史学新文科建设要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拓展全球视野，善于将新技术方法融入教学与科研，不断更新面向未来世界的探索范围和教研主题，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人才，构建中国话语，形成中国学派。

　　新文科创新建设是否成功有两个标准：第一，是否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第二，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在国际产生影响。历史学新文科建设要基于20世纪海内外学界各层面、各时期“新史学”范式革新所推进的学科发展格局，进一步孕育出以史学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并培养出新一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思维创造活力、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世界文明史视野的高素质史学人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人才培养体系。

　　历史学教育的丰富内涵对大学精神的铸造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学教指委一直坚持以立德树人、探索创新知识和培养创新人才为使命，在历史学一流专业和基础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过程中，提倡学生参与科研过程，学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历史学教指委及时总结推广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实践经验，倡导各培养单位根据实际，从课程贯通、条件支撑、学术熏陶、导师引领各方面尽力打通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形成小班化、个性化和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成长链，不断凝练一流水平人才培养的范式。

　　在一流课程建设探索中，要倡导强化经典研读和基础训练，以及语言能力、写作能力的训练，并将中国史研究在研究专题、学术自觉和学术组织方式上真正与世界史打通，秉持中国史学的深厚的学术传统，关怀宽广的世界文明历程，在专业教育中引导学生探究人类历史上的制度、人群、文本、礼仪、思想和艺术，建立史学通识，在文化视野中将古今中外的历史现象通过具体个案进行联系比较，在社会实践中以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理论素养和通达的应用能力，适应社会发展中对考古、文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等专业人才的需求。

　　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和思想，其学术影响必须是跨学科的，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某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果学术影响遍及欧美，又如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做田野考古工作，而是依据大陆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所提出的理论，启发了欧美学者关于玛雅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同时也对当代文化研究、政治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学者有深刻的影响。当今对于从事史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要强调学有所本，功夫要扎实，思维要辩证，问题要明确，学术史背景的梳理要清楚，但与此同时，气魄、雄心和眼界都要更大。要不断思考历史学专业教育如何支撑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推进，通过完善历史学专业培养体系，将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专业建设相融合，夯实专业通识、激发锐气和灵气，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持续优化课程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素养。

　　展望未来，在历届教指委奠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基础上，与全国文科同行一起，围绕加快建设高水平专业教育体系的目标，全面提升基础文科人才培养水平，努力发挥教指委的凝聚作用与创新能力，共同推进教指委工作迈向新台阶。

　　作者：陈春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